社會的恐怖故事

出社會的恐怖故事之一,是再也沒人指導我的人生了——要選什麼樣的工作,要不要離職念研究所,甚至是在哪個時機點轉換跑道——所有的進度條得靠自己創造。但狡猾的是,我們好似有一大把自由,卻也不是能真的能隨自己意志,過自己想過的人生。

可能有人會誤認我是很有方向的人(或那是我呈現於外的一套精裝書封),但親近的人都知道我並不是。我是失去地磁指引、來回旋轉的磁針,並不指南。把我打開,裡頭是種種徬徨與不安,焦慮我做的每個選擇,到底夠不夠好?或是,可不可以更好?一如我被莫名期待的那樣。

所有的選擇,都有機率或對或錯,但結果只有耐心等待拋擲出的硬幣,隨時間翻面才真相大白。但老實說,對錯也已隨學生時代的結束而失效,如果問出「做這個好不好?」,回答肯定是:是也不是,可以也不可以。

「凡事沒有標準答案」早被聽到爛了,但像每一個鬼故事,只有在自己撞見時,才會相信那些看不見的鬼怪,原來都是真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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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

如果同志,能談場光天化日的戀愛;如果同志,能在談論愛人時不必用錯置的性別代稱;如果同志,可以沒有顧忌地在職場、學校、家庭,分享關係裡的掙扎與苦痛——我們或許可以少一點無處宣洩的心碎,我們或許能早一步照顧一個人的傷痕。

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說才好。情殺跟「同志」的關聯性,是真是假可能都不是那麼重要,畢竟同志情感教育的缺乏,絕不會因爲媒體避用「同志」而改善。而我想在此刻更要緊的,則是去積極指認:正是社會長久漠視同志的情慾需求,學校和家庭的雙重失能,才讓我們又再次漏接兩個生命。

異性戀的確會情殺沒錯,但異性戀往往多了好幾層的支持網絡,去接住情感的失落;而同志則要仰賴運氣,在荒蕪的異性戀世界裡,長出屬於自己的根系,少有人可以請教、充當愛慾上的楷模,一路艱難地約會,僥倖地長大,

直到強壯到揹負一場同志的人生

(寫於台大情殺案後)

關於HIV

我是從小被大眾媒體與國民教育嚇大的人。一如賴清德被節錄的:「愛滋病是男男同性戀引起」,自認同起同志身份,我就再也難以與 HIV 的無端恐怖裡逃脫。

即使我後來被無數的理論充權,但每次在做陽性想像時,我都還是會暗自希望:那不是我而是他人的人生。

以至於有時,我看到 HIV 感染者被放在公衛的無痕燈底下照,還是會有一點點的不自在。「防疫」有種將人記算成傳染單位的傾向,而不是活在人群裡的人。我們不是黑死病的影子,我們是一隻隻的患鼠,我們就是恐怖本身。

很多人說 HIV 就是男同志發生的較多,賴清德講得沒錯,既然如此我就必須再次指出,賴清德錯的地方正在於:錯把「愛滋」的現象,歸咎簡化於「男同志」的單一身份。

造成 HIV 的原因,絕不是某種「特定身份(男同性戀)」,而是某種「特定行為(危險性事)」。

就像是黑人有更高犯罪率,並不表示「黑人有天生的高犯罪傾向」,而是黑人較容易處於貧窮、種族歧視或是資源不足的社區,讓他們犯下罪行;白人也同樣會因上述困境觸法,差別只在於:白人因為社會條件相對完整,較不易陷入絕望的深淵。

引自〈從佛格森事件談美國的「黑人犯罪」〉:「白人家庭的財產是黑人家庭的6倍左右。非裔美人的貧窮率是27.2%,同時白人的貧窮率只有9.7%。七月時全國失業率是6.2%,但黑人的失業率卻是11.4%。」

所以我們該辨明的是:黑人不是犯罪的成因,這些社會結構才是,是這些社會結構,促使黑人有較高的犯罪率。

同樣的,即使男男間性行為(MSM)在 HIV 有較高傳染率,但異性戀也同樣不能倖免,兩者的共通點並不在於性傾向,而在於「危險性行為」——所以該進一步深究的,是「什麼樣的社會處境,讓男男間危險性行為的比率較高?」

可能因為從沒人教過,只能自己迷路摸索;可能因為無人可談,只能把所有的情慾封口為秘密——所以當正確的性愛資訊不足,也缺少一個能安心討論的環境,危險的性,便時常因此發生。

所以再次地辨明:男同志不是愛滋的成因,那些社會結構才是——一個忽略同志慾望、一個拒絕性教育的社會,才是促使男同志發生危險性行為、進而傳染 HIV 的主因。

以上類比與論證還相當粗糙,但我想強調的是:任何社會現象,都不該化約成單一一種身份,而該探究是如何的社會體制,傾向把某個族群限於不義?

儘管我可以理解直男癌的思維,但賴清德作為一個醫生,一個公衛人,一個閣揆,他就有千萬的理由,該在公開場合釐清:HIV 的原因不是男同志,而是危險的性。

男同志和 HIV 感染者的命運彼此重疊,被歷史的無知嵌合,共同遭受社會的詛咒,但無論是男同志或感染者,都並不傷人,更不是種缺陷,哪天要若我有小孩,我必要讓他知道:真正的恐怖,其實是這個容忍無知的社會。

我覺得你可以知道的是:

1. HIV 不等於 AIDS
HIV 是一種病毒,但是感染 HIV 的人,並不一定會發病(=愛滋病=AIDS)。只要穩定使用抗病毒療法(HAART),也能順順過完一生。

2. HIV 可以吃「事前預防藥(PrEP)」
除了保險套以外,事前藥也已經被證實能有效預防 HIV,只要吃藥也可以無套。疾管署現也在公費補助 PrEP 的計畫雖然結束,但還是可以取得便宜的學名藥,直走小顧醫師 Stephane Ku(prep@knowhiv.org 0905139669),或是參與連署(重要):https://goo.gl/Mtcosa

3. HIV 也可以吃「事後藥(PEP)」
跟懷孕一樣,在事後的 72 小時內服用抗病毒藥物(約四週療程),也能有效減少感染。

4. HIV 無法在環境中傳播
HIV 病毒非常脆弱,只能在人體液中存活,所以無論是游泳池、蚊子血、共用馬桶或餐具,都「完全不會」傳染。

5. 異性戀「發病率」高於同性戀
正因為男同志對 HIV 往往有較高的警覺,所以篩檢率高、接受治療的機會也多,發展成 AIDS 的狀況反而較少;相對異性戀仍認為 HIV 不關己事,反而容易疏於治療而導致發病。

6. 感染後未必要吃很多顆藥
以往的雞尾酒療法是指合併使用多種藥物,達到抗病毒效果,但是現在已經進展到「一天一顆」的複方藥丸,這也是台灣目前的推薦處方。未來甚至也會推出長效針劑,讓治療更加簡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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錶從來都不是時間本身,而只是時間的投射。

我從小就對時間的單位著迷:為什麼小時是小時?為什麼十二個月是一年?直到後來才曉得,那只是一種計算上的貪圖方便,曆法並不完美精準,可能從小到大,我都被漏算了一歲而無人校正。孩子的我常幻想,我就是被世界偷了一年的人。

畢竟時間並不是人類的發明,錶才是側寫時間的工具。科學家定義的一秒,是原子躍遷的周期,我們存活在時針的每一小格,以及其象徵的秒鍾內。

但是人的一生也能用錶度量嗎?錶要走上幾圈,才表示我度過的水起風生?據說哺乳動物的一生,平均有二十億次的心跳,那麼比起不斷迴圈的圓型錶環,一支從二十億次開始不斷倒數的手錶,對生命的丈量會不會更加準確(卻也更殘酷些)?

 

 

駕車

今年年初,我們家去台東旅行。我和我妹輪流駕車,爸媽則成為後座的乘客。

開車對我的象徵是種長大。以往我爸總還是在副駕,充當人體GPS導航,順便對我們的技術指指點點,但這次他完全退出領域,放生兩個「小孩」,或是說:信賴兩個「成人」。

某天我們往最北方去,海線的風景在窗外流轉,我從前座的鏡子瞥見兩個人在後座睡著,如同十年前的我和我妹那樣——我隱約感覺到,有什麼事物在我們之間交換——某種世代的遞嬗,或說責任,以及給予的能力。

我不再是只有拿的人,我正在開始去給,並學習越給越多,並且很可能在未來,給出超過我所收到的一切。

我妹不時加速超過前車,並帥氣地訂了餐廳說我們去這家吧;我在走錯路時順勢接上另一條,好像錯誤總還有可以改正的時候。我和我妹做出出於自己意志的選擇,不再以爸媽的意見作唯一的參考。

我們從後座的小孩,長成在前座掌握方向的人。像是陳栢青今天寫的:「避不開的,我必將目睹,從此以後,只會越來越多,父母在老去的事實。」總有一天會接棒,總有一天要成為追上前浪的後浪。

真的要更有自覺:坐在前座後,就再也不能輕易睡著了

匿篩

有次在熱線做 HIV 匿篩,坐在小小的藍色房間裡,測驗的前半小時,志工陪著我做「陽性想像」的思考練習:想像你今天是一個感染者,你會怎麼樣?你的一切,會有什麼不同嗎?

老實說我從來沒真正想過這件事——我以為我被足夠培力了,我以為我看過很多 study,我以為我不會因為陽性而動搖——但事實是,當我在真正想像這一切時,我在志工面前哭得西哩嘩啦。

我幾乎哭掉一盒面紙,我以為我要成為一個不值得被愛的人了,儘管我的政治也知道並非如此,但當這一切與我有關,我只能偏執地放大歧視的事實:歧視長在我心智深層,我沒辦法饒過自己,我連自己都無力說服

在半小時後,驗血的結果是陰性,但只不過度過了半小時幻想是HIV陽性的人生,就如此讓我拉扯,並發掘我的矛盾與知行不合。我並沒有敗給病毒,我是敗給自己想像的人

沖繩畢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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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人的味道,是把不喜歡的事,也做得甘之如飴。

沖繩是我和蔣、黃的畢業旅行。雖然黃都工作兩年,我和蔣才要離開台大,我們處在各自的時差裡,卻還是能一起旅行,是件很難得的事。

畢業是種對某個段落的告別,而要新進入下一段的人生。感到隨著社會和時間的外力擠壓,我被推出少年的蛹的狀態,等翅膀充血、和身體乾燥後,掌握自己的飛行。

沖繩是一個必須要自己開車的地方。黃和蔣都是被載的命,所以除了 Thomas 在前兩天指路,我連續右駕了四個整天。而在沖繩自駕,也很像是成人式的一階段任務:你要懂得交通規矩,並對其他人與自己的安全負責。

我是掌握方向的人,在油門與煞車收放,我得知道何時該打左轉燈與靠右行駛,雖然還是靠蔣導航,但是從睡覺的後座、轉身變成駕駛座時,我就得全神貫注地負起全責——即使我不喜歡、壓力很大也一樣,從今以後,你就是個成年人了。

可能長大,就是件不能逃避的事,長大是,即使你不喜歡,你也還是得做。不再維持少年勇莽的形貌,不再只談自己的夢,得跟社會打交道。不再有藉口地,我得真真正正地離開同溫層了。

難怪很多人說,小時覺得啤酒很苦、卻在長大後開始喜歡,是因爲發現人生比啤酒更苦,也更無從拒絕。

在沖繩畢旅的最後一晚,我跟蔣在那霸的拉麵店排了一個小時,接到了某間公司的錄取電話。我像是不太意外地說謝謝,我回台灣後確認,同時嘴裡嚐到沖繩海風中、淡淡的鹽。

近一兩年的事件,都像是隱形的時鐘,不斷提醒你的時候到了,得去體驗與世道磨擦的苦。而沖繩的畢業旅行,正一種熟成儀式,把流體的我盛入有形有狀的瓶內,好好地為一個少年道別。

(後字:其實沖繩回來時就寫好了,而下禮拜終於開始正式工作,趕在之前小小地紀念)

戒急用忍

總覺得極其弔詭的是:為了好好生活,我們都得先犧牲生活。
我度過了蕃茄鐘的一個禮拜,每天的行程固定,社圖念書,午飯後重訓或游泳,回家看半小時的美劇(還常看到睡著),接著再輪迴到下個明天,重新數蕃茄。我可以理解:現在是種非常時期,我們先戮力考試念書,苟且地把生活失去,好在未來賺取更多的生活回來。

這樣的生活像走入戒嚴,沒有太多娛樂,更沒有太多思想自由,看個小說都能在激起小小的快感與罪惡。我卻也總在困惑「以犧牲生活、換取生活」的本末倒置——犧牲的青春到底所為何求?錯過的時間到底值不值得?

準備著毫無成長的考試,應付著社會的期待;跨過了一場場標竿後,竟然是更多、更高、更遠的標竿。生命裡的非常時期被無限延長,以真心想做的事作為代價,共體時艱。時代好像解嚴,但實際上我們的考試系統和教育思維,卻依舊是威權體制的延續,高舉規則與服從,少鼓勵創新和特異獨行。

我們的命運會不會一如這座島嶼,戒急用忍了大半生,卻只蒼老成史上最長的戒嚴期?

這禮拜在台大戶外池游泳,是我少數感到非常快樂的時刻。現在的戶外池有一半的遮棚,擋住一半的日曬,當風的波浪經過,塑膠做的棚頂會像鱗片一般彼此摩擦,發出析哩哩的聲響。我的身體浸在冰涼的泳池裡,皮膚在水中換氣,對面的泳道有人的談話聲,更遠方有蟬鳴,與棕櫚葉閃閃反射的光。

我知道我喜歡的生活其實如此簡單。如果有人問起,我會明確地說:這就是我想要的、幸福生活的理型。

然而我的現在(以及可以預期的不久將來),卻完完全全地與我的池畔背道而馳。我期待的生活,正被自己親手遺棄,我錯過了許多我想參與卻被綁住的事。我正在半毀滅現正年輕、充滿幹細胞潛能的自己,為應付這社會使出渾身解數;當我們的考試系統與教育體制,正在用最殘暴的方式,磔殺知識的明亮,否認、質疑我們身而為人的無限可能時,我能做的,也只是一忍再忍。

一忍再忍

刺青

曾經好幾次夢到我有刺青。在手腕內側,一般時看不出來,只有內轉我的手臂、或是刻意把袖口往後才看得到的位置。

一種只有我想要才示人、卻也不私密致命之地。

先刺在這個位置的是米。雙手各刺一字:左手爲宇,又手爲宙。像各自掌握了時間與空間,古往今來和天地四方。那是我見過最美的刺青之一。

但我卻一直還沒找到我的圖騰,重到我要一生帶走的字。對我來說刺青不是由外繡上,而是那個圖騰早已存在我體內,直到有人一刀一刀地、把它鑿之成形。

那麼多廢話只是因爲蔣刺了好美、而且很適合他的月蝕圖,在右上臂內側。想趕快找到我體內那個圖騰。

湯湯說的

湯湯說:「不要輕視文學。」

像當我們在談轉型正義,需要以故事告訴一般人:為什麼需要翻攪這個傷口?如果用學術詞彙而沒有文學性元素,無法召喚出同理心或同情心,這個溝通時常是無效的。

而文學如何召喚起同理心?比如英格蘭德在《當我們談論安妮日記時,我們在談些什麼》裡,提到有一個安妮法蘭克遊戲:「如果猶太大屠殺再次發生..誰會藏匿你?誰又會背叛你?」正以一個很精彩的故事,證實文學如何做到政治評論做不到的事。

故事沒有在說教,卻告訴我們思想實驗如何重要——當整個社會沒有一起經歷過一種思想實驗(「思考過如果這件事情再來一次,「你」會怎麼樣?),這個社會會很危險。表示他沒有抗體,當他面臨誘惑、面對利益,總一天會重蹈覆轍。而文學,則能以此召喚同理心,進而引起特定政治行動。

所以,不要輕視文學。